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1]。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百年历程中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本文遵照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治机理与突发事件处理原则，以四个历史时期几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应对实践为事实佐证，从体制、机制、法制、模式、技术、策略、手段、方法八个维度展开经验分析。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事件的处置应对中，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决策指挥、组织动员和调动资源决定性作用，为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制定了战略战术，指明了工作方向。上海甲肝疫情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了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协调全市的行动。“非典”时期，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并对进一步做好“非典”防治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和部署防控工作，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疫情防控总要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此外，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引领作用，积极投身抗疫一线，为取得抗击疫情伟大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防疫工作机制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坚实保障

突发传染病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快速处置突发传染病事件需要及时集中领导、统一指挥，调集各方资源有效防控，因此，建立集中权威的防疫工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重大传染病事件处置的机构建设，探索出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层级直属、统一集中”的防疫领导体系和防疫组织机构，这种做法既能便于党中央支配体制内一切资源来应对公共危机，又能快速调动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体系，并以此为依托向社会传达政治动员目标。中央高度集权的组织模式保证党中央的至高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公共危机中组织建设高位推动下的政治压力，赋予公共危机中政治动员的内生动力^[2]。察北鼠疫事件应对中，中央政府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卫生部、铁道部、宣传部、公安部、北京市主要领导人为成员，为察北鼠疫的扑灭奠定权威的领导保障。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应对中，中央成立了防治脑膜炎办公室，全面负责指导全国流脑疫情防治工作，疫情严重地区成立了防治流脑机构，使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非典”疫情应对中，国务院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加强了对抗击疫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三）全民抗疫模式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历来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群众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处理和应对根本上就是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维护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加之传染病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显著特点，因此，发动广大民众参与社会疫情防控事务，形成群防群控的疫情防治模式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必然选择。1950年察北鼠疫防疫过程中当地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开展卫生运动，消除鼠疫蔓延的存在条件，提高卫生防疫能力。新民乡血吸虫病事件发生后，政府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各方防疫医务人员汇集到高邮县新民滩，投入“人虫大战”。“非典”疫情期间，广大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科技工作者、基层干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党中央提出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疫情防控阻击战本质是一场“人民战争”，是一场为了人民又紧紧依靠人民的抗疫斗争，全社会各行各业均为这次抗疫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科学防疫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有力武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击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历次实践中无不体现出尊重医学和科学防疫，无不体现出重视科普宣教和爱国卫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均遵照传染病防治机理开展疫情防治，均进行广泛的科普宣教，均进行严格的隔离管控，均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爱国卫生运动，均讲求科学防疫。传染病防治需要加强疫苗和药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加强了常见传染病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使医学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其关键作用，科学防疫充分表征在“非典”防治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的“非典”疫情科研一度走在世界前列，军事科学院微生物传染病研究所2003年2月底分类出冠状病毒，2003年4月15日，我国在世界上完成新的冠状病毒基因四株测序。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充分体现出了“科技战役”，科研人员用了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分离病毒毒株并向世界发布共享，疫苗研发五路并进，针对不同时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特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前后发布八个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此外，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行业部门积极探索，将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科技运用到了疫情防控当中。

五、依法防治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有效手段

防控传染病蔓延的基本策略之一就是施行严格隔离管控措施，减少人群流动，阻断传播路径，这就必然意味着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对于民众的出行自由有一定约束限制，而这种约束限制需要相应法律作为政策依据，颁布传染病法律法规为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提供合法依据，就成为一条基本经验贯穿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始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防疫法规制度，以条例、刚要、决议案等形式出台了一些卫生法令和政策，如《苏维埃区域暂时防疫条例》《卫生运动纲要》《卫生决议案》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疫情防治工作实际，颁布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的正式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疫病防治法律体系，为疫病防治奠定了法治基础。比如，上海天花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天花流行，颁布《上海市普遍种痘实施办法》，组织种痘对进行强制种痘的宣传与实施。新民乡血吸虫病事件处置中，直接推动了1955年颁布《传染病管理法》将血吸虫病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更加注重用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中，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要求，采取防控举措和应急措施，切实做到了依法防疫。

六、中西医结合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基本方法

中西医各有优势和特点，为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更加有效地防治疫病，故此，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的重要前提就是打破中西医之间的隔阂，实施中西医合作的防疫原则。1944年5月，毛泽东提出中医与西医要讲统一战线，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至此，在以后历次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中，我国始终坚持中西医相结合的救治原则，发挥中西医各自独特优势，中西医配合诊疗与治疗，做到最大限度减少危重患者、最大限度降低死亡率、最大限度救治患者生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新民乡血吸虫病事件应对中，苏北防疫队提出“中西医结合、全面防治、重点治疗”的治疗方案，先用小量西药控制病症，然后辅之以大量中药系统治疗，治疗效果明显，大多数患者一个星期可治愈^[3]47-49。上海甲肝事件应对中，上海市药材公司统筹全市的肝炎治疗用药，并请中医专家配合，提供治疗甲肝的中药配方。“非典”防治中国家集中最优秀的中西医专家密切合作，研究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治愈率，钟南山院士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时将危重患者集中专科医院治疗”防治方案在很多地区推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对于改善轻症患者症状，提高重症患者治愈率均发挥了有效作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是全球最低。中医药参与国内疫情防控同时，还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积极成效。

七、信息公开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必然要求

传染病事件处置中疫情信息公开极为重要，不仅能够减少民众恐慌，防止谣言传播，而且有利于社会公众积极配合政府传染病疫情的防治政策的实施。察北鼠疫事件初期，康保县谣传“吃葱蒜、喝酒能够预防鼠疫”，导致当地发生抢购潮。《人民日报》辟出专版介绍疫情信息、鼠疫防治知识。察北鼠疫事件创设的疫情日报制度，对于传染病发的疫情报告制度规范的建立具有重要价值。“非典”疫情期间，疫情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工作机制，疫情防控工作信息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全媒体广泛报道和宣传，减少了谣言和公众恐慌情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疫情信息的公开和宣传报道，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统一组织下，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及时、广泛、高频次进行抗击疫情的宣传报道，2020年1月26日至4月9日，官方主流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报道量7907.6万篇次，网名点击量超13944亿次，讨论量超35.2亿次^[4]。邀请医学专家向民众宣传疫病防治知识，凝聚了人心、弘扬了正能量，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营造了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

八、善于反思总结是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科学方法

中国共产党每次成功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之后，必然会对防疫工作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及时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来公共卫生事业存在的短板与问题，推动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加强疫病防治制度体系建设、构建医疗服务体系和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重大疫病的防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上海甲肝事件对于上海市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非典”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构建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2006年建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全面提出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部署意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基层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医疗与预防融合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国务院在2020—2021年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进行了具体政策部署和工作安排。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2]方玉梅.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0).

[3]张晓丽.当代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7-49页。

[4]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案例[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