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直面戏剧”代表作家马丁·麦克唐纳（Martin McDonagh）的剧作《枕头人》^[1]（The Pillowman）以其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深刻探讨了刑罚滥用、男性气质和社会正义等主题，是一部“兼具贝克特式的黑色杂耍剧风格和皮兰德娄般质问每个角色生存境遇”的作品^[2]10。《枕头人》背景设定在东欧某法西斯极权国家，围绕着被拘禁的小说作家卡图兰展开，他创作的小说故事情节与三起儿童虐杀案极为相似，因而这些作品成为警察怀疑他实施暴行的依据。在审讯过程中警察使用威胁和酷刑，试图逼迫卡图兰认罪。

为了理解本文所讨论的男性气质缺失与解构，有必要说明学者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和解释。澳大利亚学者瑞文·W·康奈尔（Connell W R.）提出了男性气质理论框架，将男性气质分为支配性（霸权）、从属性（弱势）、共谋性和边缘性四类^[3]76。本文通过剖析剧中的两类刑罚表征（私刑的正义伪装、公刑的权力展演），揭示后现代语境下男性气质被压缩为“暴力-控制”的单向度符号。刑罚本应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公平正义的自然属性，而在剧中却被贬损为彰显男性气质的暴力手段。施刑者将暴力等同于男性气质本质，将刑罚的任意用于弱者身上，恰恰体现出其脆弱性。麦克唐纳以此揭露男性气质焦虑是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问题，并将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男性气质进行解构。

一、刑罚表征与男性气质焦虑

（一）私刑

根据现代法学的定义，刑罚指的是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适用的限制和剥夺某种权益的强制方法^[4]590。刑罚的施行主体应该是国家审判机关^[5]148，私人只作为守法者和执法对象，不可参与执法，无惩罚权的人或团体对他人非法施加的惩罚属于私刑。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私刑指未经合法审判而由暴民或私人将其所指称的罪犯处死的刑罚，有时亦指刑讯或断肢的刑罚^[6]25。私刑有违现代法制精神，是被现代国家禁止的。依据施加主体的不同，私刑可分私人、组织和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

《枕头人》中的私刑可分为两类：警察利用职权对他人的刑讯和私人对他人施加的惩罚。两名警察对卡图兰施加的刑讯展示了公职人员的权力滥用，也反映出深层次的男性气质焦虑，因为刑讯源自对权力和控制的焦虑，使用刑讯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男性霸权气质和权威地位。私人惩罚主要涉及卡图兰和迈克尔借救赎之名充当刑罚实施主体，凭借自己的朴素法治观和正义观实施不法非难，通过赋予暴力虚假的合法性来构建着想象中的男性气质。

剧作设定于一间警察局的审讯室，卡图兰被蒙住眼睛关押在此，两名警察坐在他对面进行审讯。然而剧作开头并没有讲明卡图兰被拘禁、审讯的缘由，而是一开头便呈现了两名警察对他的质问、辱骂和威胁，“与任何关于囚犯虐待的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列出的策略类似，用于提取‘真相’”^[7]183。其中警察图波斯基侮辱卡图兰“看上去很蠢”（17），警察埃里尔带有威胁地呵斥“我揍扁你的狗头”“这会你想怎样逼着我们收拾你”（18）。言语侮辱和威胁在法律上被视为心理虐待的一部分，已超出了正当审讯范围，演变为具有人身攻击性的刑讯。在才智作家卡图兰面前，警察强硬、粗暴的形象瞬间相形见绌，自我认同和性别角色的稳固性受到挑战。两名警察的行为不仅在审讯中违反法律准则，导致司法机关的功能失调，损害国家法制机构的威严，也更加彰显出他们对权力的时刻焦虑和对控制的强烈渴望，反映出霸权男性气质受到弱势男性气挑战时的焦虑。

埃里尔对卡图兰施加的酷刑几乎完全复制了极权国家警察随意施以酷刑的方式，整个审讯过程中，埃里尔都表现得十分暴躁：来回踱步、辱骂、抽烟、扑向卡图兰、殴打、电刑，图波斯基形容他“拷打一个已定罪的智力犯人来满足自己施虐狂的复仇心理”（81）。埃里尔的刑讯手段严重违背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属于滥用职权和不法非难行为，是霸权男性气质的一种极端体现，即对暴力、控制和权力的深层次依赖。他走上了与图波斯基“文明”审讯相对的路径，通过暴力压抑和征服被审讯者，展现和巩固自己的权威，从而补偿自己在权力结构内部的失势。图波斯基的形容揭示了埃里尔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他的施虐行为不仅是对权力的追求，更是对自身心理需求的满足。

卡图兰对他人的私刑涉及两个事件：用枕头杀死父母以结束虐待拯救哥哥迈克尔、用枕头杀手哥哥以保护其免受警察的酷刑。卡图兰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暴力以虚假的合法性，借救赎之名充当刑罚实施主体，凭借自己的朴素法治观和正义观实施不法非难。然而，他的行为并非正义，而是将权力与惩罚融为一体，迎合传统观念里男性被赋予的保护和控制角色。卡图兰的滥用私刑不仅剥夺了受害者的基本人权和法律保障，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构建着想象中的男性气质。

迈克尔模仿弟弟卡图兰小说中的方法杀害了两个儿童，他不认为此行为残忍且错误，反而坚信自己使这些人得到了解脱和救赎，是一种“英雄行为”（58），这是他通过模仿来接近或获得男性气质的尝试，本质上与卡图兰一样属于滥用私刑。迈克尔因童年遭受虐待导致智力低下，无法像正常男性那样发泄痛苦、展示力量、拯救弱者，他对暴力行为的模仿反映了男性气质焦虑。

（二）公刑

《枕头人》中的公刑主要体现在结尾对卡图兰的枪决。首先，卡图兰的审判过程被压缩在一天内，由两名警察负责整个程序和最终的草率枪决，缺乏应有的审查、起诉和审判，所有权力被两名警察独揽，显然违反了正常的法律流程，导致了刑罚公正的完全丧失。其次，图波斯基承诺给卡图兰十秒祈祷时间，却在卡图兰祈祷期间提前开枪，当埃里尔指责图波斯基不人道时，图波斯基立刻反驳“今天听够了你的牢骚”（99），他认为案子已破，后人会赞扬警察的正义形象而不会在乎是否人道。图波斯基违背承诺提前开枪不仅是对卡图兰个人尊严的侵犯，也体现了霸权男性气质中独断专行的特质。埃里尔在指责图波斯基不人道时，表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愧疚和内心的冲突。然而，图波斯基不留情面的回击，不仅压制了埃里尔个人情感和道德感受，更否定了任何形式的男性脆弱和同情心，将任何表现出弱势男性气质的行为视为对其权威和身份的威胁。受到反驳后的埃里尔即刻领悟、沉默不语，唯一一点异质想法瞬间被规训。

图波斯基的反驳恰恰反映了他的男性气质焦虑，他固执地认为通过这种“硬汉”式的行为，将来会被后代视为英雄和榜样。他依赖霸权男性气质来掩盖执法不公和权力滥用。然而，当异质声音出现时并揭示掩盖在他行为中的不公和不道德时，图波斯基表露出对自身合法性的深层次不安全感。

二、童年创伤与被“阉割”的男性气质

（一）儿童性侵

警察审讯员埃里尔童年时遭遇父亲性侵，这一深刻的心理创伤使他尤其痛恨虐童者。在创伤与愤怒的驱使下，埃里尔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来应对——他亲手用枕头杀死了父亲。在成为警察后，埃里尔以孩子们的保护者自居，利用自己的职权恣意使用暴力惩罚那些虐待孩子的人。然而其目的并非保护儿童，而是“当我上了年纪……孩子们将围绕着我，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坚守了什么，他们会感谢地送给我糖果”（79）。童年时的心理创伤导致他在成年后试图通过滥用刑罚来弥补自己的男性气质，坚信通过展现强硬、暴力的形象，能够重新获得失去的男性尊严，受到后人的尊敬。

（二）儿童虐待

迈克尔的智力迟钝并非是生理或遗传的问题，而是源自童年时父母的长期虐待。这种心理与身体的双重创伤，不仅对他的智力发展产生了影响，更在一开始就阉割了他的男性气质并抹杀了构建男性气质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残疾人，迈克尔在社会中遭受到欺凌，甚至受到代表正义的机关的歧视。警察埃里尔的威胁性言论，“把尖锐的东西塞到他屁股里面，然后旋转”（25），不仅是对迈克尔的肉体威胁，更是对他男性气质的极端羞辱和阉割。这种性侵犯的暗示和威胁是对个体尊严的极端践踏，反映出残疾人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

（三）情感剥削

儿童时期，卡图兰被父母进行了一项残酷实验，即“伟大的艺术诞生于巨大的痛苦”，父母一边鼓励他创作，为他提供爱和支持，另一方面每日对他哥哥迈克尔例行暴力和折磨。学者埃蒙·乔丹（Eamonn J.）认为，卡图兰的家庭作为“社会化、管教和惩罚的主要代理，成为了残酷的命运仲裁者”^[8]184。这种“创伤经济”本质是一种隐蔽的情感剥削：父母通过操控子女的痛苦与成就，构建起扭曲的权力金字塔——卡图兰看似“受益者”，实则沦为父母实现“天才培育”幻想的工具，而迈克尔则成为被献祭的他者。

卡图兰目睹暴力与血腥的场面后，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哥哥的痛苦之上，他的内心产生巨大压抑和扭曲，创作的小说也越来越黑暗，直到他14岁时用枕头杀死父母拯救了哥哥。遭受父母情感剥削的卡图兰，在小说中创作了“枕头人”这一杀手，可以返回人们童年时期让其自杀，以避免长大后将面对的痛苦。在剧本的高潮部分，卡图兰为了保护哥哥免受处决的折磨，用枕头闷死了哥哥。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理论^[9]12可解释其创作困境：他笔下反复出现的“枕头人”形象，既是对童年无力拯救哥哥的代偿性幻想，也是对自身被异化的男性气质的文学哀悼——这个穿梭时空阻止创伤的杀手，实则是卡图兰潜意识中拒绝长大、拒绝接受“施暴-受暴”权力秩序的孩童化身。

三、刑罚滥用与男性气质重构

（一）得势者的刑讯

警察图波斯基按照审讯程序对卡图兰的个人信息进行询问和记录，以备“滞留期间发生不测”（23），但随后却将填好的表格撕成了两半。这一行为表面前后矛盾、徒劳无功，实则内涵丰富。撕毁信息说明图波斯基可以随意改变和控制审讯流程，暗示出他有权力操纵和扭曲证据，从而影响案件的进展和结果。图波斯基借此表现出自己对案件的控制能力，以维护自己在执法机构中的地位和权威，如同他所强调的“我是极权独裁体制中的一位高阶警官”（34）。

埃里尔在审讯过程中提出直接使用暴力，其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为“暴躁、热衷于折磨的、有秘密过去的警察”^[10]413。他痛恨卡图兰及其关于儿童虐待的小说，这些作品触及了他最敏感、最痛苦的童年创伤。因此，埃里尔将内心怨恨发泄在卡图兰身上，利用职务之便对卡图兰施加残酷的刑讯，包括拳打脚踢、电刑等。当他咆哮着“把尖锐的东西塞到他屁股里面”（25）时，施暴对象已从“疑似虐童者”泛化为所有可能威胁其男性尊严的符号。这种暴力失控印证了赫南德兹的判断：社会对“男性必须强大”的规训，迫使创伤受害者通过加倍施暴掩盖内在脆弱^[5]142。值得注意的是，埃里尔在施暴时反复强调“孩子们会感谢我”（79），暴露出他试图将暴力包装为“父权保护”的心理，霸权男性气质既要求控制他者，又渴望被依赖，埃里尔最终在权力表演中陷入自我分裂。

（二）失能者的屠戮

迈克尔智力相当于七龄儿童，显著的认知局限使他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尊严和尊重。他尝试构建男性气质的方式是模仿私刑。迈克尔模仿弟弟卡图兰的小说中的“枕头人”，杀死了两个孩子，他深信自己给予了受害者一种解脱和救赎。

首先，迈克尔对“枕头人”的模仿是他试图通过社会化的角色扮演来获得尊重和认同的方式。在他的认知中，“枕头人”代表了正义和拯救者形象，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的。通过执行他所理解的正义，迈克尔试图证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与传统男性角色中的“拯救者”形象相吻合。将儿童虐杀视为“赐予解脱的英雄行为”（58），折射出智力障碍者亦难以逃脱主流男性气质的影响，他通过模仿虚构的暴力符号，在幻想中完成性别认同。其次，迈克尔的行为也揭示了社会对于智力障碍人士的标签化。社会常常忽视这些个体对尊严和认同的需求，单一地将他们视为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对象，麦克唐纳借迈克尔的极端行为试图打破社会对残疾人的规范和抑制，强调对残疾个体主体性的关注。

（三）失语者的弑亲

卡图兰的小说创作，是他重构自己男性气质的一种尝试，但却进一步削弱了他的男子气质。他在小说中创作了“枕头人”这一杀手形象，他穿梭时空四处游走，鼓励孩子们在他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之前自杀。“枕头人”不断践行着逃避现实、追求幻想的行为模式，实则是卡图兰童年创伤的不断复现，就像不断将球抛出去、捡回来的孩子模拟被母亲抛弃的情景。卡图兰的童年情感剥削一直被压抑在心底，没有途径进行宣泄，只能凭借写小说来表达，潜意识中的幽灵化身“枕头人”这一形象，代替卡图兰重返童年，在经历无法治愈的创伤前杀死自己。

卡图兰在小说《作家和作家的哥哥》里假设了另一种结局：迈克尔为了让作家弟弟实现潜力而自愿牺牲，卡图兰没有杀死父母、拯救迈克尔，而是在作品出名后重返那间虐待迈克尔的屋子，将迈克尔写的一篇“比自己所写或要写的任何故事都更好的故事”（43）烧毁，然后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笔者认为，这是卡图兰对自我认同、创作控制和权力渴望的一种象征性表达，烧毁哥哥的故事象征着卡图兰试图从心理上消除哥哥对他的阴影，重新在文学领域建立起自己的霸权男性气质。

卡图兰对作品的保护和对批评的反抗，不仅源于对自身才华捍卫，更反映了他对男性气质坚定维护。卡图兰与警察之间达成了一种隐晦的交易——通过兄弟两人共同认罪的方式，换取警察不销毁他的小说。卡图兰的弑兄行为，并非单纯出于保护其兄免受刑罚的初衷，而是交织着更为复杂的动机和考量——保存自己的作品。

结论

《枕头人》隐含着对刑罚滥用、男性气质和社会正义的深刻探讨，揭示了刑罚不仅作为法律制裁的手段，还成为施刑者彰显男性气质的工具。通过展现施刑者童年的创伤经历，包括虐待、性侵和情感剥削，麦克唐纳以极端暴力的书写，揭示了男性气质非人性的一面，对男性气质规范提出挑战并试图解构。麦克唐纳的解构性书写不仅指向戏剧舞台，更投射出现实困境：后现代社会对“硬汉”形象的病态推崇，正在制造无数个埃里尔（用暴力证明存在）与卡图兰（用幻想逃避规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枕头人》不再局限于文学创作，而是一份被暴力撕碎的男性气质宣言——它拒绝接受“要么施暴、要么沉默”的二元选择，而是书写着对温柔、脆弱等“非传统男性气质”的招魂。麦克唐纳以极端暴力为手术刀，剖开的不仅是极权社会的法治脓疮，更是现代文明中男性气质的自我戕害之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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