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研究领域，其繁复的文学创作已得到充分阐释。然而，作为理解这位现代主义先驱精神世界的关键入口，其体量远超小说创作的书信文献——尤其是他写给菲莉斯·鲍尔及密伦娜·洁森斯卡的情书——仍有待深入探索。本文聚焦卡夫卡在《致菲莉斯情书》和《致密伦娜情书》中迥异的书信实践，借助自我书写理论，剖析其通过书信进行自我探索、自我救赎与自我建构的复杂历程。通过比较研究，本文揭示卡夫卡情书呈现的显著转变——从婚姻焦虑引发的自我压抑与分裂，到基于文学共鸣的自我觉醒与解放。其书信不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和情感表达的载体，更构成他确证自身存在意义的核心场域。

1. 致菲莉斯：婚姻焦虑中的自我压抑与分裂

在《致菲利斯情书》中，卡夫卡的自我书写呈现出矛盾重重、自我辩解、自我压抑的特质。29岁才开始初恋的卡夫卡，在遇见菲莉斯后迅速陷入情感漩涡。饱受父权和家庭关系折磨的卡夫卡，曾企图通过成家来摆脱现有的困境。而菲莉斯所代表的婚姻契约和社会责任，使卡夫卡在婚姻承诺面前反复退缩，并游走在另一个牢笼的边缘。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两次订婚与两次解约，这种情感振荡深刻映射在情书的字里行间。正如卡夫卡在《八本札记》中所言：“这世界（F.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身在难解难分的搏斗中，看来非撕碎我的躯体不可。”(2015:2667)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情书远非单纯的情话，而成为他不断解释、辩解、自我剖析的法庭，他在其中扮演着被告与法官的双重角色。

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常以“折磨”“幽灵”“疯狂”等词描绘自己，塑造出病态的自我形象。他曾写道：“我又用往日颤抖的手抓住你的信，眼睛盯着像是一个幽灵的上司。”(2015:2205)“比如我每次给您写回信后就躺在床上，表面上很平静，但实际上心怦怦直跳，就像怀里揣着一只兔子，满脑子想的都是您。我是属于你的，真的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这一点了，别的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2015:2204)这种身体叙事与表达无能的结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自我否定修辞，刻意强调自身的不适，在信中构建出一个难以适应日常的艺术家形象。

卡夫卡将婚姻视为家庭规训的延伸，因此将婚姻与写作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力量，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贯穿于他与菲利斯的感情和给菲莉斯的全部书信。正如在勃罗德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到：“因为他的整个身体要求过一个祥和的、醉心于文学和无忧无虑的生活。”(2015:2215)而婚姻则被想象成对这种生活的致命威胁。1912年11月的一封信中，卡夫卡以健康为由拒绝婚姻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不能结婚，更不能当父亲。”(2015:2204)卡夫卡的矛盾心理在反复订婚又解除婚约过程中不断攀升：1917年，与菲莉斯彻底断绝联系前不久，卡夫卡还写道：“我的生活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完全由于你的存在而变得充实、幸福，我本人看上去也像个挺不错的人，而另一部分就像一张破碎了的蜘蛛网，不漂泊动荡，不受头痛之苦是它的最大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很少能实现。”(2015:2537)这种自我诊断式宣言表面上是生理陈述，实则是存在抉择——他在书信中不断强化单身与创作力的必然联系，使婚姻成为需要排除的创作障碍。卡夫卡研究者莱纳·施塔赫指出，卡夫卡在此期间创作了《判决》和《变形记》，小说中父子冲突、身体异化等主题恰与其书信中的自我描述形成互文关系，书信成为文学实验的延伸。

2. 致密伦娜：文学共鸣中的自我觉醒与解放

反观《致密伦娜情书》，一种全新的自我书写模式跃然纸上。1920年，37岁且已确诊肺结核的卡夫卡，在生命的后期遇见了25岁的有夫之妇密伦娜。密伦娜身为作家、翻译家，是最早发现卡夫卡文学天赋的人之一，虽因已婚身份使这段关系前景黯淡，但卡夫卡在信中展现出的自我书写，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真诚与解放。

与给菲莉斯的书信不同，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建立在深刻的文学共鸣基础上。密伦娜作为卡夫卡文学的理解者、译者和对话者，使卡夫卡得以在书信中自由讨论文学创作、分享阅读体验，甚至剖析内心最深处的创伤——父权压迫，两人的精神共鸣流露于卡夫卡的字里行间：“结尾那句译得很好。在那个故事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一段（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音乐都同‘恐惧’联系在一起。当时是在一个漫长的夜里，伤口第一次破裂，我感到译文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关系，用的是那只神奇的手，那正是你的手。”(2015:2636)这种智性平等使卡夫卡的自我书写摆脱了给菲莉斯写信时的辩护姿态，转而成为自我探索与思想交流的开放场域。他在信中坦承：“我不知写什么好，老在字里行间转悠，在您的目光下，在您的呼吸中，就像在一个美丽的、幸福的日子里。”(2015:2579)这种表达在给菲莉斯的书信中是不可想象的——它暗示了一种无需完美表演的交流自由。卡夫卡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两封信是中午一起收到的。它们不是供阅读的，而是让人把它展开，把脸埋进去，从而失去理智的。”(2015:2588)此时，书信不再是被迫的解释工具，而成为精神交融的圣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密伦娜交往的过程中，卡夫卡没有重复给菲莉斯式的对断绝的渴望与挣扎，而是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其实我已记不起您的面容的确切模样了。只有您从桌子中间走过、离开咖啡馆时的模样，您的形象，您的服装，还历历在目。”(2015:2569)这模糊的形象成为卡夫卡自我书写的高度诗化表达——它既承认了记忆的有限性，又将瞬间感受升华为永恒存在。此时的卡夫卡已不再需要通过书信说服对方或自我辩解，他接受并将关系的不完整性提升至存在论高度。

3. 自我书写的嬗变：从自我防御到存在敞开

从菲莉斯到密伦娜，卡夫卡差异化的书信实践展现了从防御分裂到敞开整合的自我书写嬗变轨迹。这种转变远超日常通信的范畴，也并非简单的情感态度差异，而是在自我书写实践中不断摸索与调整，呈现了福柯式的依托于“自我技术”塑造主体性的过程。

《致菲莉斯情书》中充斥着卡夫卡自我书写的防御性。卡夫卡不断强化二元对立的困境，在书信中反复构建“婚姻-写作”“社会角色-艺术家本质”的不可调和性，看似挣扎于非此即彼的选择难题，实则是将艺术使命当作拒绝婚姻的借口，使卡夫卡得以摆脱道德压力，获得选择权。卡夫卡在信中直言：“我之所以这样想不只是因为我不需要这样一个家，更因为它使我感到恐惧，我如此地渴求进行我的写作，这想法使我软弱，而我将要做的一切却是与我的写作相对立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按照你的想法安置一个家，则意味着我要将这种与写作相对立的情况永远维持下去......”(2015:2437)在此基础上，卡夫卡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病理化修辞，通过一系列的身体化叙事和隐喻，强调社会规训与艺术家身份的难以调和对自身身体状况产生了威胁，从而进一步为逃避婚姻提供合理性解释。与此同时，《致菲莉斯情书》中频繁出现自我谴责与解释性文本，卡夫卡写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心中一直有两个人，在相互斗争。一个几乎与你希望的一样，他所缺少的、用以满足你愿望的东西，可以通过以后的发展去弥补......而另外一个则一心只想着写作，写作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为了写作，他可以去做最无耻的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最先想到的竟是他的写作会因此受到阻碍，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也可被称为是很无耻的行为，而作为弥补这种无耻行为的，则是他为了写作也能够忍受痛苦。”(2015:2436)他运用表演性忏悔，构建了一个永远处于审判状态的自我形象——既是被告又是法官的双重角色，使他能在认罪姿态中掌握话语主动权，这种“自我惩罚”式书写恰是防御机制的典型表现。

而在《致密伦娜情书》中，敞开式存在的实现依赖于截然不同的话语实践。密伦娜的译者身份使书信成为文学交流的互动场域，由此建构的文学对话空间，为卡夫卡完成自我认知的深化提供场所。此时的卡夫卡写道：“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待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2015:2639)在与密伦娜讨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卡夫卡勇于审视自我、寻找出路。当他分析作品时，实质是在进行福柯式的“自反性活动”——通过语言反思塑造思维模式，这种智性交流使碎片化认知得以整合。此外，“模糊的形象”等意象消解了对完整关系的执念，卡夫卡不再陷于婚姻与文学创作的二元困境，而是在承认存在缺憾的前提下实现精神自由。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打破了菲莉斯书信中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构建起更具弹性的存在认知。

这种嬗变源于收信人所代表的意义差异。菲莉斯象征着社会常规对个体的规训力量——婚姻契约、家庭责任等结构性压力，而卡夫卡创作灵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种关系导致的压力与异化，书信是卡夫卡的写作的支点，也由此成为抵御外部规范的战场，卡夫卡在与菲莉斯通信期间迎来了写作巅峰期，却未能寻求感情的最终突破；而密伦娜作为文学领域的一员，提供了基于理解与共鸣的对话空间，使卡夫卡的自我书写得以敞开，进一步探索并确认存在价值。这两种迥异的自我书写的实践，本质在于不同关系场域中主体性建构方式——前者在社会规训下被迫进行防御式的分裂表演，后者在文学共鸣中实现整合性存在。

4. 自我书写的救赎：书信作为主体性建构场域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自我书写作为一种“自我技术”，指个体通过特定话语实践和自反性活动塑造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它是自我认知的途径，也是自我改造的场域。对卡夫卡来说，同这两位女性的书信往来不仅是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更是其通过自我技术完成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场域。这种自我书写中的建构过程超越了私人情感范畴，成为理解现代作家如何在世俗与精神、社会角色与艺术本质的张力中确认存在意义的典型范式。

《致菲莉斯情书》虽充满防御与分裂，却已然将私人困境转化为话语实践——500余封信的庞大文本体系，实质是对自我存在的持续追问与记录。“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会很快看到，如果你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喜欢我创作，你将失去支点，你会孤独得可怕......但你，最亲爱的菲莉斯，对这么一种婚姻生活说些什么呢？那个男人，3点、3点半从办公室回来，吃饭，躺下睡到七八点，赶快吃点什么，散一小时步，然后开始写作直至一二点钟。(2015:2337)信件中类似的内容比比皆是，卡夫卡看似是对于自己生活习惯的阐释和对菲莉斯的警告与反问，实则是对自身的揭露和追问，这种书写行为本身已具备福柯所说“自我技术”的核心特征。而致密伦娜的书信则将这种实践推向极致，文学对话使书信成为精神淬炼的熔炉，在词语的交锋中完成主体性的锻造。当卡夫卡写下“我与你之间不可消除的地理距离和你的苦恼加在一起，使我感到就像是置身于你的房间”(2015:2337)时，书信已突破物理界限，成为精神共存的场域，这种超越性使其成为主体性建构的理想空间。

在这种主体性建构的场域中，卡夫卡实现了对存在困境的救赎性突破。在菲莉斯书信阶段，救赎表现为，在分裂状态中书信为艺术自我保留了喘息空间，甚至促成了艺术灵感的迸发；而密伦娜阶段的救赎，则体现为在文学共鸣中实现的存在整合。卡夫卡在此期间虽小说创作减少，但书信文本本身达到的艺术高度，证明他已将生活经验直接转化为文学存在。这种“生活即写作”的状态，消解了创作与生存的二元对立，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通过语言使存在获得澄明。

从传记研究视角看，这种以书信为场域的自我书写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卡夫卡通过差异化的自我书写实践证明，伟大作家的主体性并非预设的本质，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持续生成的过程。致菲莉斯与密伦娜的情书分别展示了这种生成过程的两个阶段——在社会规范压力下的挣扎塑形，与在精神共鸣中的确证完成。这种动态建构模式打破了对“天才作家”的本质化想象，揭示出主体性形成的历史性与实践性。

卡夫卡的情书遗产同样提供了存在论层面的启示。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自我书写作为一种可操作的自我技术，能够帮助个体在混沌中确认存在意义。书信中展现的从分裂到整合的曲折历程表明，主体性的建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完成态，而是在持续的自我对话与他者互动中不断调适的过程。卡夫卡通过词语拓出的道路，证明语言不仅能够反映存在，更能通过自我书写的实践重塑存在——这正是其情书超越私人文献范畴，成为人类精神探索永恒见证的根本原因。

5. 结语

从婚姻焦虑引发的自我分裂，到文学共鸣促成的存在整合，卡夫卡致菲莉斯与密伦娜的情书呈现了通过自我书写技术实现精神成长的完整道路。致菲莉斯的五百余封信中，充斥着辩护性、矛盾性与病理化的自我书写，构建出婚姻规训与艺术追求下的分裂主体；而致密伦娜的书信虽数量有限，却在文学对话中实现了主体性的整合，展现出对存在意义的确认。从福柯“自我技术”视角审视，这两组书信代表卡夫卡主体性建构的不同实践场域。前者在社会常规压力下形成防御性书写策略，通过分裂表演抵御外部规训；后者在文学共鸣中发展出整合性书写模式，在文学对话中完成精神淬炼。

这些情书最终超越了日常交流和私人情感的范畴，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通过语言寻求存在确证的永恒见证。在书信实践中，卡夫卡既书写自我又重构自我，既直面困境又超越困境，其通过自我书写完成的救赎之路表明，对每个在存在困境中跋涉的个体而言，语言始终是照亮幽径的可能光源。若将卡夫卡的小说比作现代性荒诞的寓言，他的情书便是寓言背面的血肉注脚——那里有一个用墨水对抗虚无的灵魂，在书写中不断撕裂又重构自我，最终将私密痛苦淬炼成普世的人类精神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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