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和硕特旗，又称阿拉善厄鲁特、西套蒙古，因其地处黄河河套之西，贺兰山阴（蒙古名“阿拉善山”）而得名。康熙十六（1677）年，和硕特部首领和罗理为躲避卫拉特内乱，率其家族及部众数千户东迁甘肃边外住牧，后来经过与清廷交涉，和啰理决定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1697）年，清朝将和啰理部众编为佐领，并封和罗理为贝勒，建立了阿拉善旗（以下简称阿拉善旗）。

“嘎舒克”一词来源于藏语བཀའ་ཤོག，有公文、公函、书信、命令、执据、护照、证件等含义^[1]。嘎舒克文书是清代阿拉善旗历史档案中保存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清朝时期的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爷一直沿用蒙古传统的“册封达尔罕”制度，同时结合达赖喇嘛给蒙古汗王、洪台吉、诺颜等首领授予封号和信物的传统，将噶什克文书颁发给建立功勋的人，赐予蒙古传统封号给予各种特殊待遇。

在元朝时期，“达尔罕”属于一种特殊的封号或身份，有“获得自由”“自在”之意。被授予“达尔罕”封号的人能够享有一些特权，例如免税、免除徭役等。《元朝秘史》中记载，被授予特殊封号之人所享有的特权大致如下：在宴饮娱乐的礼节方面，能够像宗王一样，饮酒时被允许“喝盏”，其宿卫被准许佩带箭筒，围猎时的猎物归以及出征抢掠财物归其所有，九罪不予惩罚，免除赋税，无需得到许可，可随时面见可汗，可自主地选择牧地等特权。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设立千户制等新制度，对于一同创业的功臣，授予万户、千户等具有实际职务的官号。一些人因为功绩或特殊贡献而被封为达尔罕，例如锁儿罕·失刺曾协助成吉思汗摆脱泰赤乌部带来的危难；巴歹和乞失里黑在王罕阴谋袭击成吉思汗时，一得到消息就前去报信；博尔忽在战场上救下了窝阔台；中亚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主教撒必为生病的拖雷祈祷，让拖雷痊愈。这些人都有特殊的功劳而被封为达尔罕，并且此封号具有世袭性质。元朝名臣哈刺哈孙符刺罕和伊利汗国达尔罕-货勒习弥是乞失里黑、巴歹后人，都是继承了其先人的封号。

1253年八思巴与阔端、蒙哥前往六盘山忽与必烈相见，并为忽必烈施以密续灌顶。忽必烈继位后，将八思巴封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其主管佛教。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忽必烈升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同时受封“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的封号。

明代时期，俺答汗与达赖喇嘛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往来。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晤，俺答汗赐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封号，而索南嘉措也赠予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2]。此次会面增进了蒙古和西藏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对蒙藏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6世纪末，因为蒙古当地无坐床的法台，于是将圣钵特摩·三波伐大师的高徒大慈善巴· 坚错的化身根敦·班藏·坚错·失哩·巴答送至该地，让其执掌蒙古地区的佛法。他于1604年到来，随即被扶坐于达赖喇嘛在蒙古地方的法床上，以“大慈迈答哩·虎督度”传名四方。

他在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两部开展弘法活动，如为佛像开光、受封尊号、参与政治生活等，在察哈尔部也有弘法之举。卜失兔吉囊在甲寅年邀请大慈迈答哩·虎督度开光散花，出现了花雨等吉祥的征兆。卜失兔吉囊抬举瓦只剌·土麦·古英·国师、青瓦·阿噶·国师和庄秃赖·威正的儿子喇失·威正台吉三人，为迈答哩·虎督度上尊号为“大慈法王”，赐予阿哩克·绰儿只 “答来·绰儿只”之号，赐予古英· 国师“灌顶大王国师”的称号，赐予阿噶· 国师“瑜珈行国师”之号，使他们与众绰儿只一样成为坐床喇嘛。此外，又依照等级，赐予众僧人尊卑不同的称号。之后，法王迈答哩·虎督度立下世世同生的誓愿，赐给卜失兔吉囊“转金轮斫迦罗伐剌底·扯臣·吉囊合罕”的称号，之后按众诺颜、塔布囊、官吏的尊卑顺序，依次赐予名号^[3]。

喀尔喀赛音诺颜部的形成与达赖喇嘛授予的封号存在关联。土谢图汗部诺诺和掌管喀尔喀左翼，其三子图蒙肯曾被达赖喇嘛授予“赛音诺颜”的称号。图蒙肯次子丹津喇嘛获“诺门罕”称号。后经塔斯希布、善巴传承。1731年因善巴堂弟策棱征讨准噶尔有功，土谢图汗部西十九旗被划分为赛音诺颜部。

1637 年，顾实汗（卫拉特和硕特部）占青海后欲进军西藏。此时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派尹咱呼图克图到卫拉特地区传教。卫拉特各部首领协商决定各派一子出家为僧，咱雅·班第达便是其中之一。他前往拉萨钻研经文近二十年，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还得到四世班禅的赏识。1635 年，他于五世达赖喇嘛那里接受比丘戒。1638 年，他代表五世达赖喇嘛回到卫拉特部弘法。

和啰理归附清朝建立阿拉善旗后，扎萨克王爷将噶什克文书颁发给旗内立下功勋之人。阿拉善左旗档案馆现藏噶什克文书有上千件。阿拉善蒙古文档案中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其形式例如，属民平时要定期向领主提供赋役（实物税和差役），战时提供兵役；而札萨克则需保护属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在属民建立功勋时赐予封号，免除其所应缴纳的赋役，禁止其他属民不尊重、贬低、加害获有此文书之人等。

“乔巴桑呼图克图谨奏，呈伟征协理：为咨行事，贵旗王爷先世，自昔从达赖喇嘛葛根地获噶什克文书之事，贵旗若遣官员同我与吾等同赴西召，于后卡令佛处祈福，传加盖达赖喇嘛印章以获噶什克，若不遣官员，则将贵旗贡予达赖喇嘛之哈达、贡品诸事，及上奏卡令佛之内容书就，交付委托书于吾，吾必竭力办妥，此次获噶什克应无大虞，贵地呈交葛根之贝勒罗王、巴王、那王等所获噶什克册子皆存于吾处，且曾令，合理之事可口头奏报，为此谨奏。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根据上引噶什克文书内容，贵旗王爷的先世曾从达赖喇嘛葛根地获得过噶什克文书，说明此前就存在这样一种文书获取的关联与传统。获取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派遣本旗官员与乔巴桑呼图克图等人一同前往西召，获得噶什克；二是可通过书面写明情况以及上奏，交付委托书给乔巴桑呼图克图，由其帮忙办理获取事宜。此前贵地呈交达赖喇嘛的贝勒罗王、巴王、那王等依次所获的噶什克册子如今都存放在乔巴桑呼图克图那里，侧面反映出过往获取噶什克相关记录有所留存与管理。

参考文献：

[1] 藏汉词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2] 珠荣嘎.阿拉坦汗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3] 乌兰.蒙古源流[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藏登（2000—），女，内蒙古阿拉善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