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站在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哲学高度，指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人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他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发展生产关系，获取满足生命状态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孕育人类文明，并不断追求高级别的生命体验。人的存在发展不会脱离历史和实践而单独存在，文化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精神性产品^[1]，与人类的发展并存，人类创造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越平衡、越充分，越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精神在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的思想的无限性中承继、完善、发展。

一、文化精神的历史属性。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发展起基础性作用。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更迭，人类社会的跃迁推动文明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被打上历史的烙印。文化精神历经人类生命实践活动，其承继与发展具备历史的属性，映射到社会表层，体现为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的行为方式选择及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取向。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2]。文化精神凝聚无数“现实的人”的文化共识，在人类迈向自由的进程中，与特定时期的文化基础、生产关系相耦合，在实践中依托物质生产变革，于文明兴衰沉浮中，推动精神变革，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借鉴、扬弃和改造，由此凝聚成文化精神共同体，文化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在价值积累与对抗中的递进和超越。

二、文化精神的传播属性。文化精神承继历史渊源和民族特质，历经文化自省和文化更迭，是人类创造的、具有传播属性的精神成果^[3]。如果说文化内核是思想的话，那么文化精神就是提炼文化思想内核里最深层的、本质的东西。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智慧，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与它所无形影响的人及其文化之间形成和谐的人文气质。文化精神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4]，与民族精神相融互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落地生根，革命文化作为精神资源，激励人们向难而行，“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文化精神源自“现实的人”的精神追求，传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三、文化精神的时代属性。文化精神内蕴以人为本、民主、自由、开拓、进取、创新的思想精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精神同铸牢中华民族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部署相融^[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5]文化精神承载新时期使命，熔铸到强基固本的文化主体建设中，使文化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文化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耦合关系的几点思考

文化精神是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活动探索的理性思索的精神性成果，积淀人类文明智慧，内蕴丰富，体现了人类活动深层次精神追求的深度和广度。人的发展是人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被满足的过程^[6]，人的精神富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7]。文化精神承继和弘扬人本价值和文化精华，引领文化发展和进步，激励和支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

以文载道。文有形，道无形，唯心可得。“文以载道”出自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意思是说“文”如车，“道”如车上所载之物。以“文”的力量承载“道”的哲思。《大学》里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当下阐释“文以载道”的新意蕴则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以文聚力。文化精神凝聚社会力量，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一带一路”的倡议及实践，在“两个结合”思想引领下、在多元化文化互通交融的态势下，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文聚力将善与恶、是与非等社会标准内化为个人的思想自觉，以文化软实力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作用需要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中得到客观解释，而且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要求，文化命运的背后是经济状况、政治走向和国家命运。

以文化人。文化的载体是人，它是人从事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精神性产品，文化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生命活动创造了文化世界，将文化投射到社会群体中^[8]，文化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与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交融，给人的发展提供精神财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易经》中提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人的生成与发展中，以文化精神涵养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以文化人就是要以文化精神从思想模式和价值体系上提升素养、塑造人格^[9]，增强人的文化基因和思想自觉。马克思指出，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每一人的进步推动社会进步，文化精神引领社会进步，增强个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提升自我修养，找回自己的理性，摒弃自我异化，以社会群体文化的“教化”作用规范素养，人的行动力以客观的认知表征在客观的道德价值的世界中运作，从而使人成为有规范性的、理性的行动者，并力求以正确的思考方式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参与者^[10]。 

马克思指出，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推进人的完善与自我发展，也促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在社会条件下，由人类文化共识凝聚而成的文化精神，与人的发展相互依存、彼此互动。文化精神的承继、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共同的演化规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创新因时而变，涵盖人类从过去到未来的实践内容，与时俱进，源远流长，维系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精神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在“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必将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新的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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